古代历史上，控制了中原，就等于掌握了权力的关键

一直以来，中国古人活动的空间大体上处于中原与周边四夷之地，而逾越四夷之地则是相当困难的：东部和南部都是海洋；东北纵深之地困难重重；北部的高原、草地则是游牧人的天下，农耕者进入亦艰难曲折；唯一拓展的是向西域开进，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入中亚纵深之地，唐朝前期曾有过类似的壮举，但受到其他势力的遏制，唐朝没能达到目的。于是，在这种特定而又十分广阔的空间地域范围内，中国历朝历代的政治生活就此而展开。

然而，中国王朝在上述疆域内的活动在历史上并不是均衡的。从早期到后来，中央王朝活动的范围呈现扩大的趋势。现今考古发掘的成果告诉我们：至少到了新石器时代，中国大部分地区都有丰富的人类文明的遗存或遗迹，说明早在数千年甚至万余年前，各个地区都有古人在活动。他们有自己的住所、村落、公共活动领域，也有防护设施；他们多数定居，但分布不平衡，农业、渔猎、游牧成为主要的生活方式。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黄河流域的遗址尤为多见，并且呈现与其他地区联系加强的势头，反映出该地区在所有文明活动的地域之间开始出现中心的痕迹。至于黄河流域为什么有这样的优势，学术界曾经不断地探索和讨论，不可否认的是，该区域的地理优势和气候为农业生产提供的便利，是主要的因素。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将新石器时代的中国文明遗存按地域划分成六大区系，表明当时人们生活的方式具有相同区域内生活状况相似而与周边地区又相异的特点。这种区域的不同，反映出当时人们共同体单位建构的实际状况。而黄河流域明显地具有自己的特点：它逐渐而清晰地成为沟通各个区域的联合点，或者说它逐渐成为中心区域。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王朝的最早建立是在这个地区而不是其他地区的缘故。

所以，黄河流域成为中心的首要条件是它的地理区位。它处在东亚农耕地域的中间，气候温暖适宜，适合农作物的种植和生长；它的河流纵横分布，灌溉简便，成为古代人们生活的理想地域。它周边的地区，条件可能不如它那样理想，虽然这些区域也分布着众多的文化遗存，但它们似乎没有吸引四方的能量，也不具备向四边扩散的能力，它们的发展很可能指向黄河流域，占领该地借以壮大或发展自己。于是，不论夏朝、商朝还是西周抑或东周，它们尽管来自不同区域，但向黄河流域发展，都成为政治家们的既定方向和政治诉求。

因此，当这些王朝在黄河流域建立自己的政权之后，它们就以此为核心而向周边扩展。它们扩展的幅度与王朝自身的能量成正比，当中心区域力量强大到它觉得足以控制中心以外地区的时候，它就向周边发展，周边地区的各种势力随之成为中心王朝争取或争夺的对象。相反，周边势力也会参与到中心王朝的构建之中，但前提是它们自身有实力，这是其一；其二则是中心王朝内部出现衰弱的迹象，甚至严重衰竭，周边势力就会乘虚而入，进入中原建立新的政权。这种局势的反复再现，就是夏商周的嬗代。

如果要探索夏人最早活动的踪迹，从现在的研究看，似乎出自今山西南部和河南西部，属于传统的中原核心之地，商人则远在渤海周围，而周人来自西部，在当时看来均非中原，这两个族群之所以对中原感兴趣，主要是建立在中原地区王朝的正统地位和经济文化的优势对他们产生的强烈吸引力之上，中原成为王朝建构核心腹地的地位就此确立起来了。

总之，对古人而言，控制了中原，就等于掌握了权力的关键。中原在什么人的控制下，政权也就会在他们的掌握之中。与此对应，中原以外的周边，则是陪伴王朝建构的外在因素。这种外在因素与第一位的内在因素相比，显然是处于第二位的。但对王朝国家建设而言，外围地区的掌控，关系到国家建设的稳固和王朝的强大，这可能成为夏商周政权决策者们向周边扩展的动力。于是我们看到周人所谓甸、侯、绥、要、荒等五服观念的衍生和区域划分的实施，强烈地影响了中国人后来王朝概念的建构与政权实际建设的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