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末期，天下动乱较前世更为激烈。就当是列国政治情况而言，自平王东迁以后，封建制度便逐渐松动，而当时周王室的王权日益衰弱，与当时的诸侯相比较，几乎无二致，此时周王室已经丧失了领土的分封权。 周郑交质，周天子已经将自己的身份降低为诸侯，周简王出兵，与晋国、齐国、鲁国、邾国共同讨伐郑庄公，周王室之尊自此荡然无存，不再具有号令天下的权威。 而后诸侯们日益强盛，吴、楚僭王，各诸侯国之间竞争加剧。但是各种诸侯国公室强盛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这是因为诸侯们纷纷建立的卿大夫家族，从产生之日起，就以采邑为基地开始了自己的扩张生涯。 这些卿大夫家族也像诸侯国一样，实力渐渐超越了公室，诸侯们无法控制采邑主势力的扩张，尾大不掉的局面越来越严重。原来作为维护公室的力量现在变成了威胁公室的势力。这真是有违“诸侯立家”的初衷。 鲁国、卫国、晋国、齐国、郑国等一些春秋时代的诸侯强国，正是由于卿大夫家族势力过于强大，使公室日渐衰弱，一些诸侯国“政在家门”，出现了所谓孔子所说的“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局面。于是陪臣执命，政在私门，正是当时政治环境之最佳写照。 由于国君蔑视天子，卿大夫们也会学了蔑视国君，于是每个诸侯国内都形成了卿大夫割据的局面。诸侯之政如是，齐国的情况又如何呢？ 身为国君的齐灵公、齐庄公，好勇、无义姑且不论。即使是被视为中兴君主的齐景公又如何呢？他醉酒，七天七夜而不醒；他贪猎，十有八日而不返；他好乐，夜听新声而不朝；他恋色，爱嬖妾而从其所欲；他美服，一衣而五彩；他乐治马而厚禄马夫，不乐治人而薄待贤能之士；他厚赋重刑，搞得齐国人民怨声载道、苦不堪言。 辅政的齐国两大命卿——国、高二氏的命运又如何了？ 因为声孟子的谗言，高无咎被驱逐出国，国佐、国胜父子两人被杀，国、高两家被夷族。这是齐灵公时期所遭受的第一次大祸。齐景公四年，第二次大祸又降到国、高二氏的头上。至此，国、高二氏虽为周王室任命的上卿，但已一蹶不振。 同时期的齐惠公的孙子子雅、子尾以及曾孙子子旗、子良的情况又如何呢？ 子雅、子尾在齐景公初期时还能稳住齐姜统治的局面，可惜的是齐景公九年子雅死了，齐景公十四年子尾也死了。 晏婴有鉴于当时齐国公室君王自身失伦常之礼、而辅佐的旧势力卿大夫们又逐渐衰落，所以他把礼视作拯救姜氏政权的必要手段。 针对当时种种逾越礼制的行为，以及其所引起的封建制度松动，晏婴屡次劝谏齐景公力挽狂澜，遗憾的是，齐景公不能大用，并没有振兴齐国的颓势。可见当时齐国民生困顿。齐景公犹不知收敛其行径，无怪乎晏婴日日劝谏其君。 政治、经济变动如此剧烈，对社会必然造成相当大的冲击。当人民不能安其居、乐其业，社会各阶层必会有大变动产生。《淮南子·齐俗训》云：“士、农、工、商，乡别州异。” 由此可见，当时齐国人民各安其居、乐其业的情况不再，而管仲所谓的“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的职业世袭制度至此亦不复旧观。 实际上，当时齐国社会制度已经发生了巨大变革，使得社会无所适从，各种乱序、背伦之事层出不穷，所以晏婴再三劝谏齐景公，唯有以礼正之、以礼治之方能使脱离秩序的制度，恢复到原来的轨道之中。 社会阶级的变动、政治的纷乱、以及经济措施的失当，这三方面的问题，给当时封建制度造成了极大的危机，就统治者来说，这已经是“危急存亡之秋”了，可惜当时齐国的齐景公虽然有晏婴、晋国的晋平公虽然有叔向，仍旧无法针对这剧烈变动的政局，提出一个有效的治理方案，因此，齐、晋相继被国内的大家族所兼并、取代，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综上所述，春秋末期的时局，正是政治、社会变动极为剧烈的时代，观察晏婴所提倡的“以礼治国”、“以俭正俗”这些执政理念，多半是根据当时齐国民风，及受到当时环境刺激所形成的政治思想。 齐国人民本就“尚简、从俗”，这种务实的民风，同时也影响了晏婴的从政态度，他的政治主张多以解决当时齐国社会的种种失衡的制度、习俗、风尚为要务。晏婴家近于市集，使其对于民生疾苦有相当深入的观察和认识，在社会习俗的矫正、上下伦常的调整方面，他有这敏锐而正确的判断和决策。 晏婴施政后的齐国，虽然无法恢复到齐桓公时期的霸主地位，却也有所谓“中兴”局面的出现。
晏婴施政之前的齐国是汉阳割喉什么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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