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八年正月，宋璟突然被免去宰相职务，跟姚崇一样，以开府仪同三司的荣衔成为国策顾问。他在相位上停留的时间也跟姚崇差不太多，实际上只有三年。以此为标志，短暂而难忘的贤臣时代宣告结束。这是一个君臣共治的时代，双方都在小心翼翼的进行磨合和探索，试图在强有力的君主和他的辅臣之间建立一种健康的关系，因此这也是一个克制的时代。玄宗谨慎而明智地运用着皇权，在勤劳国事的同时，也防止国家进行劳民伤财和野心勃勃的冒险行动，犹如帝国的定海神针。难怪姚崇和宋璟执政期间并没有多少惊天动地的作为。因为他们的治国方略和时代特征就是这样。

广平文贞公宋璟神道碑

宋璟却还是下台了。导致他下台的原因在司法和财政，也许是为了保证社会的安定和政权的稳固，宋璟对罪犯没完没了的申诉极为反感和厌恶，竟将羁押案件全部交给监察部门处理，并且交代了一个政策，认罪伏法的宽大处理，继续上诉的，统统关起来，结果民怨沸腾，就连艺人也看不下去。不过直接让宋璟倒台的还是货币问题。我们知道中华帝国是没有银行的，货币，只能由官方发行。然而由于商业的发达，官铸的铜钱根本不够使用，而且随着货币需求量的迅速增长，他们的质量也变得低劣，还不如民间私铸的铜钱，政府也只好允许私钱流通，以免贸易呆滞。宋璟和他的搭档却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奏请恢复私铸铜钱判处死刑的禁令，并派专使前往斯柱最为盛行的地区治理整顿。

王安石纪念馆

钱不由天价，不由地生，没人理财，皇帝靠什么过日子？官员靠什么领工资！天下靠什么？治太平？于是汉有桑弘羊，宋有王安石。唐有宇文融。宇文融是在宋井退场，刚好一年后浮出水面，当时官职不过正八品上的监察御史提出的方案是查户口，这并非没有理由。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农民离乡背井不在原籍，有的定居外地成为逃户，有的流离失所成为流民，前者造成国家财政流失，后者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因此无论从经济还是政治的角度，将它们重新纳入户籍管理都十分必要。

影视里的宇文融

宇文融也不负厚望，经过不断努力和调整政策，这项工作大获成功。三年半以后，80多万农户和相应的田亩被登记在册，相当于帝国总人口的12%。皇帝对此十分满意，宇文融则被任命为监察部的副部长，后来又兼任财政部副部长。然而反对的声音也不绝于耳，反对有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原因。实际上移民他乡的农户之前得以逃税，是因为依附于当地土豪，这些土豪往往是帝国的官员或他们的家族，因此宇文融的行动就损害了暴发户的利益。后来当宇文融和他的团队巡视天下时，他们就变成了流动的中央政府。各级地方官员畏惧其特权，大小政务都要先报告宇文融，再报告中书省，就连判处死刑的罪犯没有，宇文融点头核准，地方官也不敢擅自行行，这就完全打乱了正常的行政管理秩序，也对帝国的官僚集团构成了威胁，以至于他们不得不群起而攻之。

唐朝宰相

反对派的领袖是张说，张说是在宇文融担任特使之后半年重归相位的，起先担任的职务也是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一年半以后成为首相任中书令。他的卷土重来一般被认为标志着玄宗执政理念和基本国策的调整。因为张乐是姚崇的死对头，姚崇不喜欢张说是有原因的。作为武则天的重臣，他跟狄仁杰一样主张务实，讨厌舞文弄墨和夸夸其谈，何况张说难免有口是心非之嫌，认为当年如果不是宋璟等人提出警告，张说未必不会作为证据，说张说甚至还想私下里修改有关历史记载，只不过遭到了史官的拒绝。

唐玄宗雕塑

玄宗看重的却恰恰是张说的文采，甚至称他为当朝师表一代词宗，用这样一个适合担任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任或者作协主席的任做首相，只能说明皇帝开始由求真务实变为好大喜功。张说自有张说的作用，何况张说也并非只务虚不务实，裁军20万和改革兵制就是他的手笔。更大的动作则是将政事堂改为中书门下。

象征集权的皇宫

这可并不仅仅只是更名，而是要改制。因为更名之后用印也要变，其他方面也都发生了变化。以前宰相们不过坐而论道，开会的地点也先在门下，省后在中枢上。现在则不但有了正规的官署，还有了五个下属办事机构。借用现代政治术语，就是国务会议变成了国务院与之相适应，原来的集体负责制也变成个人负责制，甚至首相的独断专行。后来李林甫能独专朝政十几年，原因之一在此。当然这并不该张说负责，因为集权化正是姚崇时代就已经开始的趋势和政策。但可以肯定张说既然要提高宰相地位，加强宰相权力，便容不得别人节外生枝。何况作为科举官僚和文坛领袖，他也看不起宇文融这样靠世袭特权进入官场的北周皇室后裔，以及其他那些没有学问和文采的务实派官员。总之，他们的矛盾不可调和，只看谁胜谁负了！